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悍然将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李大钊同志的思想理论遗产，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主要包括关于哲学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等方面，已被大多数人熟知。但实际上，李大钊思想中关于廉洁的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廉洁思想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坚决反对腐化，十分痛恨贪腐分子。李大钊同志在1917年4月的《简易生活之必要》一文中明确告诉人们：“吾人自有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朴素之生 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他在1919年3月的《现在与将来》一文中谈到：“现今一般堕落 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人生是什么东西。”“他们有了工夫，就去嫖，去赌，去拨弄是非，奔走权要，想出神法鬼法，去弄几个丧良心的金钱，拿来满足他们的兽 欲。”“那卖国官吏，那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至少也可以做下半世的过活？就是那最时髦的政客，成日价营 营苟苟，忙个不了，今天靠着某军阀，明天靠着某元老，也是总想做回大官，发回大财，又那个不是为他将来的物质生活作预备呢？”他在1919年11月的《出 卖官吏——蹂躏人格》一文中指出，“文官考试，听说三千元可以买得一个。”“独有那应考诸君的神圣人格，被蹂躏到这步田地，我实在为他们抱憾！”他在 1919年3月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吃喝嫖赌，真是苦中苦的魔窟，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

　　二、深刻揭示了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首先，李大钊同志认为腐败的形成，来自几个方面的因素的相互作用，即：有权力可资凭借、个人贪欲高涨、道德缺失、法律 失去效用。他在1914年11月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中指出，“荣之以势位，诱之以利禄，畏之以权威，而一时风俗人心，既无道义中枢以资循守，一为 势位利禄权威所试，辄靡然从风，乐为所用。”在1917年4月的《受贿案与立宪政治》一文中指出，“盖以革命屡兴之国，必为群治腐败之国，是其道德之堕 落，不在革命勃发之日，而在专制积弊之时。”在1917年4月的《罪恶与忏悔》一文中分析了政治上、社会上之腐败和个人堕落的三个主要原因：一则“势位之 足以保障罪恶”。他说，在当时社会，有要职和实权者，“莫不以敛钱为事”。“官僚厚富，其所剥民蠹国而得之财货，与其所居位置之级、所握权势之分，成一正 比例。”二则“法律失其权威”。他说，“一般人民心理，对于法律之信畏，终不甚厚。”“一旦为罪恶所诱惑，遂忘却法律之权威，而悍然不顾以行之。”三则 “奢侈之风盛行”。“书生得志，一跃而置身荣显，辄如乞儿暴富，极欲穷奢。”

　　其次，李大钊同志认为产生腐败和个人堕落的重要原因，在于 “应过度之要求”。他在《简易生活之必要》一文中指出，“盖今世之生活，泰半倚于过度。”“以有限之精力，有限之物质，应过度之要求，肩过度之负担，鲜不 气竭声嘶，疲于奔命。实力不足以达者，则觅捷径以达之，正轨不足以济者，则走曲线以济之。于是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种种罪恶，皆因此过度之生活以丛滋 矣。”他指出：“应用不足，贪念斯起，洁白廉正之精神与虚荣夸张之欲望交战于胸中，而不获胜：遂为所囚缚以献于法网之中。”他在《罪恶与忏悔》一文中指 出，“……食必甘旨，居必广宇，行必汽车，内以骄夸于妻妾，外以酬应乎亲朋，每月俸资有限，焉能供尔许之挥霍？迨其亏累日多，无以弥偿，而受贿中饱，鬻爵 卖官之事，乃以迭见层出矣。”

　　三、清晰地指出了保持清正廉洁、抵御腐化的主要途径。一是坚持崇高人生观。李大钊在1927年4月的《狱中 自述》一文中写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他在1919年11月的《牺牲》一文中 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而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 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正是他对人生价值、人生真谛的诠释。在1916年9月的《青春》一文中写 道，“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他 曾经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有众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局面，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当前 我们的责任，是立志改造旧中国，拯救苦难同胞出苦海，等全民都有饭吃了，改善生活也不算迟。”

　　二是心系民众。李大钊关爱普通百姓，尤其是 生活在底层痛苦之中的人民。1917年2月他发表了《可怜之人力车夫》，文中写道，“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1925年4月他发表了《上海的 童工问题》，文中写道，“看一看你们的小朋友们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悲惨，如何的痛苦，而设法以改进之。”1919年3月他发表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 活》，文中写道，“他们终日在炭坑里作工，面目都成漆黑的色。”“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1921年3月他发表了 《北京平民生活的一瞥》，文中写道：“归途沿着城根走，看见铁轨上横着一辆车，载着些烧残的煤渣，几个苦工，带着满面的灰尘，一锹一锹的往下除。几十个贫 苦的女人、孩子在那里拿着小筐在灰尘里滚，争着拣个一块半块的还未烧尽的煤渣。”1919年9月，他撰文《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指出：“苦闷、干 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是今日北京市民的生活。”“我把北京市民生活应该改良的地方，捡那重要的，一条一条的写在下面：一、 我们要注意那崇文门税关，于我们市民生活有什么影响？二、初租房的要出三个月份租金和那买东西要门底钱，都是恶习惯，都该打破。三、试办消费公社。四、多 办市立的图书馆，通俗的尤其要紧。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五、多立劳工教育机关（如夜校、半日学校等。）六、多立贫民学校、贫民工厂、孤儿院、恤老 院。”……共计二十条，“今天我只想起这些，其余的还要我们大家去想。”1920年1月，他撰文《低级劳动者》，指出，“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 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作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

　　三是奉行简易生活，处己以约。李大钊主张过简易生活，不要奢侈腐化。 在《简易生活之必要》一文中，说道：“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务使自己现有之精力、物质，克以应与已缘接而生 之要求之负担，绰有余裕，而后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所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指处世）固能安其朴素，出（指出仕）亦不易其清廉，俯仰天地之 间，全无所于愧怍也。”他还说：“试思吾人之躯干，块然五尺耳，—榻之域足以安息之而有余，安用此华楼广厦也？吾人之口腹，所求者瞬间一饱耳，箪食瓢饮足 以飨应之而有余，安用此甘旨珍错也？吾人之家族，纯实之爱即足以慰安之，安用此无谓之虚荣也？吾人之戚友，淡泊之情即足以结纳之，安用此不当之酬赠也？” 他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提倡并身体力行“自省”、“修养”。1917年10月，他撰文《此日（致〈太平洋〉杂志记者）》，指出，“人非圣贤，岂能无过。 惟善修养者，每于昧爽平旦之际，深自省察，故能复其明德。”

　　四是主张从自身作起，发挥每个人作用。李大钊在《罪恶与忏悔》一文中指出， “吾人今为此言，非以委过于社会，而以轻个人之责也。盖冀社会中之各个人人，对此罪恶之事实，皆当反躬自课，引以为戒。”“庶几积小己之忏悔而为大群之忏 悔，而造成善良清洁之社会力，以贯注于一群之精神，使人人不得不弃旧恶，就新善，涤秽暗，复光明。”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中指出，“希望社会各方人 士，正义所在，勿受势位利禄权威之驱策，致为绝胜之势力所吸收，而盲心以从同也。”

来自：《是与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