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梅 宏

　［摘　要］人们对苏区干部好作风并不陌生，但对其内涵至今还没有规范的解读。笔者结合苏区历史，通过认真考究，认为苏区干部好作风是指苏区干部在思想、工作、生活和学习上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精神、态度和行为。可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好学上进的优良学风。

［关键词］ 优良作风　苏区干部　主要内容　现实意义

什么是苏区干部好作风？是那首从苏区一直流传至今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所传唱的那样吗？我认为，它只是对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一种生动写照，远远没有反映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全部内涵。广大党史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曾经对苏区干部好作风有过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没有统一的表述。如何正确解读这一革命历史现象才全面准确？笔者认为，它是苏区干部在思想、工作、生活和学习上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精神、态度和行为，可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好学上进的优良学风。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苏区干部的思想作风，是苏区干部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特别是指导思想上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特点。苏区干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培育了崭新的思想观念，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一，从视劳动人民为仆人转变为视劳动人民为主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历来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苏区，劳力者是工农大众，劳心者是管理苏维埃政权的苏区干部。苏区干部并未沿袭封建传统观念，而是抛弃了蔑视劳动人民的一贯思维方式，逐步形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的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是苏区干部根据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性质的内在规定性创立的。早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就强调“苏维埃性质属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党应当在文字口头的宣传上，对于最广泛的群众解释：‘为建立工农兵手工工人城市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而实行革命斗争的必要’（‘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 ，工农管理国家事务，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工农大众。所以，苏区政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叫做工农民主政府。这说明，苏维埃是充分代表工农意志的国家权力机关。工农政府所体现的宗旨，就是为工农大众服务，让工农群众当家作主人。这就确立了苏区干部与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这种干部与工农关系的思维方式，是对劳动者与劳力者关系的全新解读，体现出苏区干部已经形成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宪政思想。在苏区，“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思维定式已经不能反映苏区干部对待工农群众的态度，应改为“当官不让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由“为”变为“让”，反映出工农群众由仆人到主人的历史巨变。

第二，从解放群众到依靠群众的全新思想观念的形成。

苏区干部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救世主，而是通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苏区干部正是形成了这种新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而根扎于群众之中，通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通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这些理念，是动员千百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动力，因而造成了气吞河山的苏区群众运动，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军事奇迹，开创并让人感叹“战地黄花分外香”、风景这边独好”的壮丽景色。

　第三，从照搬照抄转变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思维方式。

思想路线是思想作风的最高价值取向。苏区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不同表现，导致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区分。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照本宣科的态度；实事求是者根据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苏区干部正是具备了后者，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在农村发展壮大红军力量，使得苏区日益扩大，党的队伍和红军队伍迅猛发展。苏区干部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抛弃了教条主义束缚，实现了从照搬照抄到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思维方式转变，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四，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确保思想上坚持真理、纠正错误。

苏区干部好作风之所以开时代之风，与苏区干部勇于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解剖自己对待同志密不可分。由于中国革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革命斗争中正确的和错误的东西总是交织一起，不时相互出现。如何坚持真理，抛弃错误？苏区干部大力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使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苏区干部从制度到方式方法，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定了明确规定，使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得以维护。红四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于1929年编印了《党员训练大纲》，对批评的作用、批评的方法、批评的态度、被批评者的态度以及批评的范围，都做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将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视为“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 并主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注意方法，必须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而不是在会后乱讲。

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苏区干部纠正党和红军中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情绪的有力武器。毛泽东给林彪《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信，对其悲观错误思想进行了鲜明批评，并将文稿印发至红四军各基层单位，坚定了红军将士的革命信念，也坚定了广大苏区干部的革命必胜信心；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苏区干部抵制错误、坚持真理的锐利武器。毛泽东、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运用批评的武器，对“左”倾错误开展了坚决批评和积极斗争。毛泽东为坚持真理而丢掉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了军事指挥权；谢、毛、邓、古因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斥责为江西的“罗明路线”，受到了集中评判。邓小平为此而被撤职、离婚并发配到边远地区；苏区全总党团书记和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运用批评的武器，抵制“左”倾劳动政策；闽浙赣省主席方志敏利用批评的武器，坚决抵制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公开批评闽浙赣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苏区干部在运用批评的武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解剖自己，不断改进工作作风。他们或是在会议上解剖自己，或是在群众中解剖自己，或是其他干部来帮助自己改正缺点错误，有的甚至进了敌人的监狱（如赣东北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还在解剖自己的缺点错误，为后人留下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苏区干部的这种自我解剖精神，既为保持良好的作风注入一支兴奋剂，也裹上了一层保鲜膜。

　　二、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

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让苏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真真切切。那首著名的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山歌之所以能永久传唱，就因为反映了苏区干部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真情实感，让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其一，注重调查研究，为正确决策提供依据。苏区干部进行某项决策，都要事先深入社会，深入群众，进行一番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们注重调查研究，而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为决策提供依据。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领下，苏区干部调查研究之风日盛，为形成正确的土地政策，为取得根据地军事斗争的胜利，为形成干群、军民鱼水关系，提供了重要保证。

土地革命正确路线的形成，是在反复调查研究之中完成的。苏区干部经常利用制订的调查表，及时了解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等情况。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首先弄清当地的阶级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根据调查的深入调整土地政策。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从“二七”土地法到《寻乌调查》后的南阳“富农问题决议案”， 都是在每一次调查研究后对土地分配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整，引导着土地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最终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

调查研究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在领导苏区军民反“围剿”战争中，深入社会进行广泛调查，历经反复研究，使战场的选择、兵力的运用、时间的确定、敌军的情况，都能符合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需要，最后才做出战略战术的部署。正因为如此，红军每次打一仗，都能稳操胜券，以少数的兵力和劣势的装备，打败兵力数倍于己且装备精良的敌人，实现“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辉煌战绩，令国民党军甲弃枪、魂飞胆丧，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四次胜利，使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由小变大，由弱变强。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调查研究中逐步形成的。调查研究，在毛泽东身上放出耀眼的光华。他第一个把发言权、决策权、指挥权与调查研究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一边做苏区地方工作，一边指挥红军打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的数量之多，调查之深入，重视之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我们在毛泽东对自己的调查研究所做的小结中，似乎感受到调查研究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成了他事业的一部分，进而演化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毛泽东的模范带领下，苏区干部普遍形成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他们通过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会议调查、蹲点调查、试点等方法，解决苏区的实际问题，使苏区工作有的放矢，卓有成效。他们在调查中坚持实事求是，善于发现新生事物，虚心向群众学习。注重调查研究的方法，开创了苏区干部的一代新风，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其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深入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是苏区干部好作风让苏区群众最为感动的方面。苏区群众之所以用火一般的热情支援革命战争，就因为苏区干部赢得了群众的心。为了更好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毛泽东强调《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如何关心群众的问题进行了特别的梳理：“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他认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苏区干部正是这样真心地对待群众，他们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留下了千古美谈。毛泽东得知沙洲坝群众吃水困难，亲自带领群众开挖水井，解决了群众饮水问题。如今，这口“红井”成为全世界最多人喝过水的一口井，成为苏区干部关心群众生活的一座历史丰碑；苏区全总党团书记陈云，在领导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工作中强调，要从群众最高兴的工作做起”，“纠正官僚主义的一般领导”，大大提高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了工人的信仰，把工人群众团结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周围；中革命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得知苏区干部损害了群众利益，引起群众的不满，主动到老表家里道歉……等等。如此这般，不一而足。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人民公仆的价值追求，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才使得工农民主政府那样有凝聚力，那样有号召力，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全力支援革命战争，革命战争也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在苏区干部的身后，工农大众形成了一座真正的铜墙铁壁。

其三，紧密依靠群众，创造苏区一流工作。

苏区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为了更好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创造苏区一流工作。为此，苏区干部走到哪里，红军的脚步行到哪里，就把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到哪里。红军和苏区干部，通过《红四军司令部的布告》、《告绿林同胞书》、《告知识分子书》等宣传方式，宣传红军是工农大众的队伍，表明红军依靠工农大众的决心。苏区干部还运用刷大量通俗易懂的标语，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工作，使得苏区广大群众了解革命，赞成革命，进而支撑和参加革命。

苏区干部依靠群众创造一流的工作。在苏区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苏区干部创建了赣东北模范省、兴国模范县、长冈模范乡，涌现了大量的苏区模范干部。苏区时期，扩红（发展红军）是苏区干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因为“红军本身就是一种阶级的集聚力量” 在人口有限的苏区扩红，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任务十分艰巨。由于苏区干部作风扎实，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依靠群众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扩红成绩。据统计，赣南苏区总人口约220万，其中青壮年人口仅50万，在苏区干部动员下，参加红军的达30余万，约占青壮年的60％，为革命牺牲的达11万人。在兴国模范乡长冈乡，每10个青壮年就有8个参加了红军或苏维埃工作。这些真实的数字告诉我们，苏区干部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何等扎实，成为一种神奇的力量，进而创造出一流的工作成绩。它告诉我们：“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所需要的”，“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 ，使得苏区工作和革命战争得到广大群众源源不断的支持。

苏区干部坚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终于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使革命斗争得到占中国绝大多数工农大众的坚强支持，为取得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苏区干部生活上的艰苦朴素，清正廉洁，是任何朝代官员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他们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他们吃的、住的、穿的、行的，与工农群众没有任何区别。所不同的是，他们肩负着时代的重任，担当着神圣的使命。他们以只有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坚定理念，让中华民族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得以升华，让清正廉洁的光辉形象得以传扬。

视点一：官兵一致、干群一致。

官兵一致、干群一致，苏区干部的这种的优良作风始于井冈山斗争，成为官兵关系和干群关系的优良风范。根据地地处边缘地带，可谓山穷水恶，自然环境极差，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苏区干部和红军将领没有一种好的精神状态，缺乏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是难以带领苏区红军和工农群众度过难关的。在井冈山，毛泽东、朱德与士兵同甘共苦，他们与普通士兵一样，每天只有五分钱的伙食费，吃着红米饭、南瓜汤，粮食紧张时，还带头吃野菜。为此，战士们编了一首歌谣：“毛委员带头吃野菜，艰苦作风传万代；红军吃了苦野菜，天大的苦难脚下踩。”红四军军长朱德，与士兵一道到宁冈挑粮上井冈山的故事，至今成为官兵一致的美谈。苏区干部和红军将领，无论官职大小，睡的都是门板床，床上铺的都是干稻草。他们没有官架子，一旦到了群众里面，没有人能看出哪个是省委书记，哪个是县委书记，哪个是区委书记。他们每次下乡，都是脚穿麻布草鞋，身背粗布米袋，与普通群众没有两样。苏区广大干部与人民群众和士兵一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战歌。正因为实行官兵一致、干群一致、民主管理，苏区干部艰苦朴素，清正廉洁，才稳定了红军队伍，才使红军溶入了根据地工农大众的怀抱，才能带领根据地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视点二：勤俭节约，反对浪费。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苏区干部生活作风的特点之一。为了支援革命战争，苏维埃政府和干部大力推行勤俭节约，节省一切开支，以充实战争经费。毛泽东在井冈山八角楼写作《井冈山斗争》时，按规定油灯可以用两根灯芯，为了节约用油，他只用一根灯芯。苏区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为了节约粮食，他经常让伙夫煮红薯叶代替大米饭当饭吃。为了不让群众知道，每到吃饭时就借口有事，其实他躲在厨房下吃红薯叶去了。他的部下对此议论纷纷，还以为他是躲到厨房吃肉去了呢！一位干部悄悄跟随而去，才发现了事情的真象。领导干部如此以身示范，怎么能不推动好作风形成气候？苏区干部留下的旧居内，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当时他们的吃穿用的东西，是那样的朴实和艰苦。为了革命战争，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中央机关首先开展节省运动。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二苏大会”上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约的方针。使一切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为了反“围剿”战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通过《红色中华》报，发出节省号召，在中央机关干部的带领下，苏区干部上上下下积极动员起来，减少人员，减少挑夫。有的吃自己的饭，做国家的事；有的吃自己的饭，做群众的工作。他们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视点三：大公无私，先人后己。

大公无私，成为苏区干部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作风的重要特征。这样的苏区干部比比皆是。有的为了倡导这种精神，大义灭亲；有的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刘少奇常常在下基层时以各种借口把马留给群众，自己则徒步下去。有的为了倡导这种精神，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张子清、余贲民两师长舍己为公的故事至今广为传扬。张子清是红四军十一师师长兼三十一团团长，为了掩护朱德部上井冈山，在与敌作战中被打伤了一只脚，住进了“红军医院”。医院医疗条件十分简陋，不仅没有良好的设备和治疗器械，连麻药和碘片等常用药品都没有，别说消炎药了。张子清伤势严重，弹头深嵌在骨肉里，前后手术五六次，子弹依然取不出来。由于时间长，伤口发炎，溃烂。一些战士将平时节省下来的一小包食盐送给他洗伤口，他却一直舍不得用，在医院断盐的关键时候，送给了一些重伤员，自己却因为伤势没有得到控制而病逝。余贲民是第一师的副师长，奉毛泽东命令到后方组建了桃寮被服厂，生产棉衣棉裤解决红军将士御寒急需。他自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当工厂生产出第一批棉衣、棉裤、棉被等军用品时，后方留守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过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特意给他留了一套冬装，余贲民硬是将这套冬装退给了留守处。这位先后担任过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和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因衣服单薄导致风湿性心脏病发作而病故。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在延安、在中南海，曾多次提到余贲民为红军当家理财的历史功绩，赞扬他忠于革命的高尚品德。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体现了人民公仆的本色。

视点四：纪律严明，不谋私利。

严明的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不仅在红军中执行，在苏区干部中一样执行。苏区干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清正廉洁的“官”。苏区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率先垂范，倡导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于极少数有不良作风，损害群众利益和苏区政府利益的干部，严惩不贷。在严明的纪律面前，苏区干部对群众秋毫无犯。他们下基层，一般自己带着饭袋，这就是“自带干粮去办公”。如果在群众家里吃饭，必须按规定交纳伙食费；如果在紧要时候拿了或者吃了老表的东西，必须留下银元和字条。毛泽东等领导人曾留下了许多动人故事，至今仍在老区广为流传。因为苏区干部严明的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的作风，苏区群众才能编出的那首真实感人、流传至今的歌颂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山歌。视点五：求真务实，效率极高。

求真务实，高效率的工作，是苏区干部的又一大视点。要了解苏区干部精简的机构和高效率的工作，去参观叶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旧址便一目了然。当年，就在这么一个祠堂内，召开了全国“一苏大会”，大会结束后，被选举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部人民委员（即各部部长），就在这个祠堂内走马上任。中央政府总务厅派人用木板将祠堂分隔成15个小房间，除教育部和政治保卫局因人数相对较多在外办公外，中央政府9部1局的其余8部，全部在这个祠堂内办公，所以，一个祠堂装下了共和国的首脑机关。每个部委的房间仅十几平方米，内设一部手摇电话机，一张桌子，几条凳子，每个部委包括部长仅几个工作人员。中央每次召开人民委员会常委会，只要站在祠堂中间喊一声，各部人民委员立即应声而至。所议事情，议而有决，决而有行，贯彻落实快而有效。这种精简、高效的政府机关实为世所罕见。它但保证了中央政府机关的运转，保证了苏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革命战争的有力保障。

　四、好学上进的优良学风

苏区干部之所以能形成一种优良作风，与他们好学上进密不可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在苏区干部身上得得到最好的诠释。他们通过学习提高革命觉悟，成为坚定的革命者；通过学习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他们在斗争中学习，在锻炼中成才；他们在整个苏区大力倡导教育，开创一代学习之风。在苏区干部的带动下，整个苏区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呈现一派盎然生机，俨然形成了一个学习型社会。

第一，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学习的目的在于使用。苏区干部的学习不是为了装样子给人看，而是为了掌握革命的理论和知识，并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使用它。在斗争中学习，在学习中运用，成为苏区干部掌握斗争本领，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方法。苏区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中国革命。通过学习，他们打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定理想信念；他们学习别国的革命经验，但不照搬照抄别国的做法，反对本本主义，从而创立符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思想路线，增强了工作预见性和创造性，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开创了苏区政治、经济、军事的崭新天地。

苏区干部不但注重自己学习，而且倡导党员、红军将士努力学习。通过创办红军学校、列宁学校、短期培训班等方法，培训红军和苏区干部，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水平。毛泽东等苏区领导人，充分利用时间给军队、地方讲军事课和文化课。1931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报训练班在宁都县小布赤坎村开学，毛泽东给学员上第一堂政治课，勉励他们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言简意赅的语言，比喻贴切，生动地说明了无线电通讯事业在建军中的作用，使多数识字不多，对无线电一无所知的学员们听后心明眼亮，受到很大的启发，深受教育和鼓舞，坚定了克服困难学好无线电通讯技术的信心。朱德、周恩来、项英、方志敏等苏区高级干部，也经常深入红军学校等课堂讲课，为苏区培养了大批党、政、军人才。

第二，在斗争中学习，在锻炼中成才。

在斗争中学习，在锻炼中成才，成为苏区干部成长的特征。苏区干部中有较高文化的层次的，如毛泽东是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生，张国焘是北京大学学生，邵式平、黄道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方志敏是南伟烈大学学生。但是，多数苏区干部出身于农民，他们缺少文化，有的甚至是文盲。但无论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有文化的，都能在革命斗争中坚持学习，增长才干。他们利用革命战争的空隙时间、利用夜校识字班，刻苦学习文化知识。那时，学习条件十分有限，学习上有许多困难。苏区干部没有书本就抄书，没有笔墨就用树枝在地上写字。他们把在战争中缴获的报纸、书籍等学习用具当作比金钱还重要的东西看待。他们就是这样，保持着一种朝气蓬勃、好学上进的精神状态，形成了一种注重学习的良好氛围，所以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从不会当领导到会当领导，逐步锻炼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胡耀邦、萧华等，参加革命时都是不谙世事的红小鬼，经过革命斗争的学习和不断磨练，逐步锻炼成为党和红军的杰出人才。

毛泽东是苏区干部学习的典范。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书法家、诗人，与他持之以恒的学习、锲而不舍的精神有很大关系。学习，使他悟出了许多他人没能领悟的道理，使他能够预言革命高潮的即将来临，能够“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对马克思主义的孜孜以求，对中国国情的苦苦思索，使他掌握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的道理，从而抛弃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三，“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群众识字运动，开一代学习之风。

　以中央苏区扫盲识字运动为代表，开一代学习之风。在苏区的每一个角落，苏区干部创办夜校、半日制学校、业余补习班和识字班、识字组、俱乐部、列宁室。在村头路口，街头巷尾，到处设立识字牌，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各街巷、村组、屋场和各机关单位、企业、工厂、红军连队的学习网络。中央苏区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创造性地提出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等一套“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群众识字教学法，促进了扫盲工作识字运动卓有成效的开展。经历了短短几年的时间，苏区广大群众的文化知识得以迅速提高，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成为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种文化普及现象。

苏区政府大力倡导和发展教育事业，推动苏区干部、群众学习蔚然成风。苏区中央政府教育部通过立法等手段，实施以法治教。苏区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废除了国民党政府制定实施的旧文化教育，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通过建立新的文化教育制度，确保文盲工农及其子女享有受教育权。《苏维埃教育法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涉及文化教育的许多方面，对教育经费的筹措，各学校的组织机构，日常管理的规则，培养目标，学校制度，招生办法，教员的配备，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原则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确保了16岁以上的工农、干部、教师和其他人员可以分别进入农业学校、戏剧学校、师范学校、苏维埃大学深造或进入夜校等各种业余学校学习，建造了学习成才的广阔舞台。

总之，苏区干部好作风，内容极为丰富，表现极为朴实。它除开上述之外，还表现于苏区干部的民主作风、集体精神、勇于牺牲等方面。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那时的革命力量相对弱小，而敌人的力量则绝对强大。苏区干部一旦脱离群众，红色苏区将不能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他们只有树立与工农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理念，甘当人民公仆，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和依靠群众，让广大群众筑起一座铜墙铁壁，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苏区，开创了星火燎原的革命局面。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还与苏区政府和红军将领的大力倡导和培养是分不开的。为了使干部们都能树立良好的作风，苏维埃政府曾编写过一首《苏区干部十带头歌》，并大量表彰苏区模范干部，使得优良作风蔚然成风。诚然，苏区干部好作风反映的是苏区干部作风的主流，至于苏区干部中曾出现过极少数的不良现象，是无伤大雅的。（《党史文苑》学术版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来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