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 耜

　　作家文人应当如何看待金钱的性质与作用？面对金钱的诱惑和生存的挤压，他们又当怎样确立自己的处世原则与消费理念？这自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要找到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一味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固然有些天真；依旧恪守“君子固穷”、“曲肱而枕”，又何尝不迂腐得可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且将目光回溯历史的前尘旧影，看一看迄今仍不失现代作家文人之精神标高的鲁迅先生，当年拥有何等的金钱观念，以及相应的生活态度与生命实践，庶几大有裨益。

　　与一些作家文人自恃风雅清高，称金钱为俗物有所不同，身为大作家、大文人的鲁迅，偏偏对金钱表现出了足够的理解与重视。如众所知，先生的日记多罗列生活琐事以备忘，而其中就每每写到某月某日因何人何事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可见钱在先生心目中并非无关紧要。先生的杂文、演讲、书信等，更是常常涉及与钱相关的话题，有时甚至毫不隐晦地强调金钱对于人生的重要作用。先生在不同的场合、向不同的对象一再表示这样的意思：“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应当承认，对于金钱，先生的观点和主张，毅然破除了两千多年来萦绕于知识者脑际的僵硬的“义”“利”之说，不仅睿智通达，而且坦诚实在，它足以赢得一切正视生存者的由衷认同。

　　鲁迅先生对金钱的重要性有着深刻体察和充分认识，但是却没有因此就倒向观念上的金钱至上，更没有从这里陷入实际人生的拜金主义。先生在自己的言行中，提示人们要重视金钱的作用，但反对人们唯钱是取，金钱挂帅，直至做金钱的奴隶。可以这样断言：在金钱面前，鲁迅不屑于故作清高，但却又始终保持着人的高傲与尊严。

　　鲁迅执教于厦大是享受着较高薪酬的，无奈这丰厚的薪酬却无法抵消校风的压抑、浑浊和单调，先生不愿为薪酬而牺牲个性和理想，为此，他在写给别人的书信里一再明言：“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 ”

　　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先生决定离开厦大去广州中山大学。他在信里告诉许广平：“实收百余元，大概也已够用，只要不在不死不活的空气里就够了。”“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引述至此，一个超越金钱、呵护人性、珍爱生活的鲁迅已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在生命实践中，深谙金钱作用的鲁迅，不仅自觉反抗着金钱的束缚和压迫，勇敢实现着精神对物质的突围，而且还能够暂且推开经济的纠缠与实际的利害，放出理性的眼光，对经历过金钱拮据的人性做一番打量与分析。请看先生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所谈：“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来的，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应当承认，先生立足于金钱、人性、政治三维空间得出的见解是深刻的。

　　靠笔耕与舌耕解决了衣食之虞的鲁迅，无疑是自愿替他人着想的人道主义者。这突出表现为，先生时常不计利害，慷慨解囊，无私资助和扶持进步的青年作家与正义的文学事业。关于这点，前人史料性的回忆中例证颇多，其中先生出资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曹靖华译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早已是文坛佳话，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皆有案可稽。这里举两件不太为人提及的小事。据李霁野《忆鲁迅先生》披露，他当年为筹学费，曾托韦素园设法将自己的译作《黑假面人》卖出去。鲁迅获知后，觉得此书还是未名社自己印较好。为此，他拿自己的钱垫付了李霁野所需的费用，并推助了该书的印行。同样，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也告诉我们，当年在邮局工作的孙用，将自己的译稿《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以求得帮助。鲁迅读后认为“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于是，遂煞费苦心地代其联系出版，不仅不计奔走劳力，而且垫付了二百三十元的制版费，而当书店付还先生一部分制版费时，他又用这些钱预支了译者的版税。面对这样的历史记录，我们不能不为先生重道义而不重金钱的高尚品格感到由衷钦敬。

来自：中国纪检监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