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
一位博士家的毛驴死了,就去市上另买一头。成交后,他要卖主写份券据,卖主不识字,便请他代写。半天过去了,博士写了三大张纸,尚未写好。正如围观者所言:“博士买驴,书券三张,未有驴字。”
朱元璋最厌恶缛文繁词,面谕群臣写奏章时“许陈事实,不许繁文,若过者罪之”。刑部主事茹太素很有学问,只是喜作长文。洪武元年,他上了本一万七千余字的奏折,可直到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才接触正题,且语意艰涩,隐晦暗喻又多。朱大怒,痛打茹四十大板。
这两则轶事,分别见于《颜氏家训》和《明史》,成为中国历史上对喜作长文空文者的经典笑谈。文风问题因何出现?不懂写作技巧,胡乱成篇者,有之;认为长才有分量、有水平,才能说明问题者,有之;无心正事,东拼西凑,敷衍糊弄者,有之;卖弄学问,显摆渊博,习而惯之者,亦有之……
根治之方,古人也老早就开出了:
其一,北齐时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特把博士买驴一事收入《颜氏家训·勉学》中,以此告诫弟子写文章要抓要领,明主旨,语句精炼。空话套话多,犹如美酒兑清水,必索然寡味。他的弟子拜师之日,便以此为作文要旨。至于颜本人的著作,当时就有“增之一字嫌长,删之一字则短”之誉。此说虽有夸大之嫌,却反映出他作文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的精神。因此,整顿文风应先从教育抓起,师者身体力行,学生耳濡目染,自然有个良好的基础。
其二,四十大板过后,朱元璋对茹太素说:“爱卿所陈五事,五百字足矣。”于是叫人把可采纳的四件事抄下来,亲笔写了篇序言放在前面,颁发有司执行。还让中书省以此为鉴,规定了奏章的格式、字数。更绝的是,他还让茹用最俭省的文字把打板子之事写成折子上奏,这次茹仅用了不足百字。朱笑问:“打板子之前,爱卿当用多少言?”茹答:“至少千余言。”此后,再无人敢空话连篇了。为革新文风,朱还经常起草文稿作示范。他编写的《大诰武臣》等书,主题鲜明,言简意赅,很受后世推崇。一次,他命人为凤阳祖陵起草碑文,可结果全是些华美饰辞。他认为掩饰苦难家世,不利于教育子孙,就亲自实写,文章一出,举国传抄。吴晗先生著的《朱元璋传》里,就有他亲笔起草的诏书影印件。所以,整顿文风还需“下猛药”。屡教不改者,不妨“打打板子”,吃了苦头自然长记性。领导也不妨亲自动动笔,言传不如身教,“上行”才能“下效”。
鲁迅先生说过:“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为的就是精练简短。行内人都清楚,写文章是要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的,在完美的艺术形式下,做到文约事丰、条理清晰、思想深刻,才称得上精品佳作,并不取决于文字的长短。这就要求写作者增加实践的历练和生活的积累,善于揣摩名人大家的写作技巧,还要勤写多练。如此,短文时代就该来临了!(作者系云南省丽江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
来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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