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及其儒家从其“仁政”思想观念出发，创建出一个科学完整的廉吏思想体系，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廉吏制度建构，全方位防止政权机构腐败，强化政权的思想和组织保证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思想理论的精华。其所具有的社会科学义理，特别是在心理意识、文化观念、制度规范等方面所做的具体深入思考，对我们今天推进政权思想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创建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保证社会主义政权长治久安，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儒家；志于道；道德；礼仪规范；德刑并重；廉政建设

　　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几千年社会的主体思想。从孔子的“德政”到孟子的“仁政”，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政权统治的清正廉明。所以针对廉吏建设问题，孔子从当时现实政治需要出发，不但在原理上对社会廉吏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更从社会的实施运作机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和实际效益的见解，影响和带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逐步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廉治理论体系。其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文明进步、政治制度建设、现实政权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精髓意蕴对当前社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思想上制度上保证社会和谐进步、科学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志于道——奠定廉吏为民的心性基础

　　“志于道”，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论语》所做的一个人格修为命题。所谓“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议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各个学派解释不尽相同。儒家所提出的“道”，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方面是指客观现实存在的规律性和规范性，所以后来朱熹注“志于道”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也”。在他看来，世间的任何人任何事，在“人伦日用之间”，具体的思考行为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当行不当行的是非判别问题，认识并掌握正确的当行之道，从内心里认同它、遵循它，所选择和践行的就一定正确，因为是“直道而行”（《论语?里仁》以下引此书不再标注）也不容易受到其他歧途的诱惑和干扰。另一方面还指自我生命的高尚觉悟和理想追求。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朱熹注曰“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论语集注》）在现实社会中，有一条通向“天下为公”的“大道”在召唤着我们，它代表了人们意愿的“当然之理”，代表了人类最美好最合理的社会运行轨迹和未来想往。对此通向康平盛世的大“道”，它既是一种崇拜信仰，也是一种高尚追求。古往今来，对此人间大道的崇敬与追求，决定了人的精神境界和理想层次。孔子当年就曾表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表现出一种对大道的舍命追求之心，一种对于实现理想的忘我胸怀，一种依道而行的使命感。唯其如此，他才成为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能否获得和领悟大道的真意。能否真的为大道理想而英勇献身，是一个社会公职人员，拥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念，保持廉政气节，成为正人君子的内在基础。

　　也正是因为现实“道”的存在，传统儒家认为，世上不论是何种身份职业，要想真的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首先都有一个对于“道”的认知理解问题。其中包括那些执掌社会政权“人伦日用”的政府官员，其所从事的职业和行为，无疑有“道”存其间。即平常所谓的“官道”。“官道”虽然表面上是一个虚拟的存在，其实“官道”在现实生活中，经过历史的承传和现实的累积，从内涵到外形都明确而具体的摆在人们眼前，十分清楚的标识着是与非、好与坏的向度及刻度。在孔子看来就要“学而优则仕”，学到了正确合理的官道之后，再进入仕途之中。因为只有这样，在坎坷崎岖的施政过程中，才会做出明智恰当的选择，按照社会正道公理确定自己的意识行为。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焉”。内在方向感的明确和外在标准清晰，必然会推动为官者最终走向清廉执政的正确方向。

　　不仅如此，传统儒家除了要求执政者要“道之以政”，即按照正直官道依理施政。“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强调从执政的应然之道，去认识仕途正道的存在与必然性；同时还要求“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即对于所追寻的大道笃信不疑，不仅愿意用自己的一生去追求大道，必要的时候，甚至会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殉大道，实现自己人生的最高价值。“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说在所统辖的区域内，没有大道的体现和追求，只是一味追求自己的富裕高贵，这是极端耻辱的事情。在孔子看来，如果能够以大道理想的内在体验和认知，形成自我防腐心理机制，必然走上清廉为官的坦途。所以后来清代雍正皇帝《庭训格言》曾从执政者的角度，对“志于道”做出这样的评述“子曰：志于道，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志于道，则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涵咏从容，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传统儒家的廉政“志于道”观点，对现实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现实生活中，我们绝不应该将官员及其作用神话和抽象化，为官者也是人，是生活中现实的人，他们同样受到现实生活的限定制约，成为各种不同利益的主体，身处现实的各种利害关系中，理想与世俗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只是我们应该看到，执政为民的官无疑是一个社会的特殊精英群体，是社会的先导与范导形象，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决定其特定的生存思维方式，从统领社会的高度上，他们应有更高的价值追求，一刻也不能忘记自己身上的特殊使命，所谓“官身不自由”，深刻之处也就在这里。这就要求他们必须超越平庸层次和自身狭隘利益关系，深刻认识到清廉为民之当然与必然，同时，还有高尚的理想境界和远大追求，使自己真正成为社会的标准与境界。

　　环顾现代官场的腐败，之所以一些官员最终沦于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便是对于为官之“道”的漠视与误识。贪腐者一朝执掌政权，不是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出发，而是更多地接受了历史上那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陈腐为官之道。对官道认知的错误导致为官终极理想的丧失，理想的丧失带来人生目标的模糊，造成人格的扭曲，最终因为人生方向的错误，走上贪腐犯罪的道路，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当前除了进行正确的官道教育，为官为政的理想方向教育也刻不容缓。

　　据于德——建立廉吏为民的理性防线

　　道德是儒家思想理论的重要内涵，有人曾将儒家直接归纳为道德学派。以德治政，是中国古代一个悠久的传统，《左传》记道：“德，国家之基也”；《尚书》亦谓：“德惟治，否德乱”。孔子及其儒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学说。孔子提出“德政”论，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认为从政者必须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廉治理性防线。

　　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后人解说此章，更多的是着眼于政权的运用，一方面执政者要以道德为理念来施政管理；另一方面则应该施用道德教化方式具体行政治世。这些固然都不错，也都很重要。对此朱熹则认为“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论语集注》），“为政以德”并非仅是道德化的治理和方式方法，其中更重要的内涵要求，还是执政者道德人格素质的建设和养成。在某种意义上，道德人格素质才是“德政”的最重要因素，是能否实行道德施政、廉吏为民的根本。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孔子才更深刻地指出“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于政权群体来说，只有从自我做起，建立起坚固的内在道德理性防线，以清醒的道德理性外化为道德性行为方式，以此执权行政，不仅可以保证政权的道德性，以德范世晓畅行政，同时还能保证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公职人员持守自己，避免走上贪腐污浊的歧途，自我毁灭的同时又造成政权的伤害。

　　孔子及其儒家认为，廉吏道德的构成和建设具有特定的内涵要求。除了政治觉悟和理想境界以外，廉吏官德的修为，尤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修养。首先，要养成仁爱的情怀，“仁者，爱人”。为官施政是一个特殊群体，因此其“爱人”，不仅仅是伦理亲情之爱，对此，孔子强调要“泛爱众”；孟子从“仁政”理念出发，认为执政者最重要的是亲民重生，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要将民众的生活生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予以仁爱性的思考对待。以真挚的仁爱情怀，从心眼里爱民众，这才是执政者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品质。

　　其次，具备清醒的道义认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为道德来源于“道”的心得。所以“道”便成了为官者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持守的职业底线，规范自己的政治操守。尽管权坛高筑、满眼繁花似锦，但因为有道义为标准，会真正明确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即使是穷困失意条件下，也能做到“君子固穷“，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不忘平生之言”，以清醒的道德理性，“克己复礼”，用人间正道来克制矫正自己的各种心理欲望，避免肆意妄为。用道德理性时刻规约自己，提升人格高度，才能最终做到廉政为民。

　　再其次，保有羞耻之心，明确“行己有耻”。羞耻是人类一种特有的极其可贵的道德直觉判断，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所以孟子将其上升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的高度。人必须具备羞耻之心，并以之作本性质地，在关键时刻，才能以近乎本能性的心理反应，对所面临的得失诱惑做出明确的得失是非判断，用康有为的话说就是“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羞耻之心是为官须有的自守本分道德，有志廉政为民的必备品质。

　　第四，培育清醒的廉正观念。为官“以廉为本”，这是所有为官者必须建立的基本道德意识。这不仅仅是因为“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见《孔子家语》）为官者清廉与否，对于社会具有明显的诱导作用。更重要的是“治官莫若平，临财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同上）廉洁自律是每一个为官执政者不能不具备的道德操守，不能不时刻警惕的心理意识。因为执政者特有的社会公用财富持有和驾驭能力，如果没有廉正做自己的道德考量准则，最后必然会被财富占有贪欲所淹埋，失去做人做事的原则。“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顾炎武《日知录》）最后沦为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所以《周礼》中提出平治官府六事“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个方面都围绕着“廉”字展开，可见廉正道德观念，对于执政者来说，是如何的关键和重要。

　　执政者的较高道德观念是长期修养历炼的结果，儒家认为，除了接受必要的政治觉悟和道德理论教育，使人能以高度的知性和觉悟，站在人类生命历史的制高点，洞彻和了悟人生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还必须经历一个长时段的艰巨的修养历炼过程。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一点一滴的磨练修为自己，逐渐养成良性心性意识，打下坚实的观念基础。这其中除了常规的修养方式方法以外，儒家特别强调，一是坚持“反省”修为，“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三”是一个概数，未必就是每天三次，他强调的是要时刻注意反省自己。特别是身为公职人员，所做的事情是否做到了尽职尽责？是否政务清廉官德称位？用“反省”形成廉政为民的自我内在监督机制；二是坚守“慎独”待人立世原则。所谓“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是儒家的独门功夫，既是一种极高的内修历炼境界，也是保持自我纯洁清廉的主体觉悟。在某种意义上，能否做到“慎独“以及怎样做到”慎独“，才是为官者保持从内心到行为廉政的关键，因为许多人不是倒在公开场所，而是在偏僻幽静处、单独居住中持守不住，随诱惑而轰然倒塌。

　　孔子及其儒家的官德论，为我们分析今天改革开放时代官员的生存状态，许多人最终走上腐败毁灭道路提供了依据。可以看出，所以会走上贪腐的邪路、越陷越深，现如今“官德“的变形和缺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受古今中外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什么”当官就是为了享受“，“无官不贪”，“当官就是名和利”等，现实生活中一点一滴的腐蚀演变，让许多人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理性极及判断能力。所以在今天借鉴儒家道德理念重塑“官德”，提升公职人员的廉政道德意识，是廉政建设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否则“德不称位，能不称官……不祥莫大焉”（《荀子》）。

　　立于礼——创构廉吏为民的制度保障

　　传统儒家十分重视“礼”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它不仅是现实生活秩序的运转规则，也是人格修养提升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人的成长过程没有礼的规范和推助，人要想实现自我的优化和进步，那是不可想象的。儒家学说中“礼”的内涵极其丰富，一方面指日常生活的各种仪节，另一方面指处世行为必须的规范准则。不论是仪节性还是典则性，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规范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遵循践行，对社会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立身行世、规矩做人、执政为民、廉政治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

　　“礼”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通过书面文字或习俗承传的方式，发挥现实作用。对于为官从政者的“约之以礼，亦可以非叛也”。孔子提出“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首先，通过“礼”可以正确认识理解客观现实的必然道理。《礼记》中道“礼者，理也”认为“礼”从它的产生本源上讲，就是“理”，现实道理的理论外现，体现了一种现实不可改变更易的道理法则性。用荀子的话说就是“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之所以不可改变更易，因为“礼者，天之序也”，“礼者，天之理也”。它体现的是大自然最根本的原理性和秩序性。礼只不过是人类将自然道理用于社会生活。所以为官者学习并理解礼，无疑可以深化客观现实生活真理性的认知和把握。“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朱熹《论语集注》）。通过道理把握仪则制度，可以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使为官者增强廉政为民的自觉性。

　　其次“礼”可以有效地规约和调整人的心理。对此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要用显性的或隐性的礼仪制度来随时调控自己、规范自己。“礼”的这种特有的规约作用，孔颖达在《礼仪正义》序中具体分析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精粹者随复凝然不动，浮躁者实亦无所不为。是以古先圣王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于德义，犹襄陵之浸，修堤防以制之，■方用切驾之马，设衔策以驱之。故乃上法圆象，下参方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一条潜藏在心灵深处看不见的现实准绳，朱熹认为“凡言道者，皆谓事物当然之礼”。只有时时刻刻用必须遵循的礼仪制度，适时限定自己欲望的恶性膨胀，就一定会防止自己走上贪婪腐化的邪路。

　　再其次，”礼“可以更好地调节驯化规范行为。古人训”礼“谓：“礼者，履也”。认为所制定的各种“礼”仪，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就是用来让人们按照一定的程序规则来遵循的。因为认识和理解“礼”的内涵固然重要，但通过实践养成更有意义。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孔子世家》）。就廉政而言，欲将所制定的各种廉政制度，变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就要经过遵章守纪践行过程的训练，最后养成自然而然照章行事的习惯，才能产生廉政实际效益。正如《说文》注中所说“总而言之，则履也。履先王之法，乃成事也。故习礼者在行，奉行而成也”。没有实际的履行内化过程，所设各种廉政制度不过是一纸空文，是难以取得实际效果的。

　　第四，“礼”可以广泛营造廉洁的氛围，形成有效的社会群体无意识性趋向。对此荀子认为：“礼者，养也”。在古人看来，礼仪制度就像是人每天的吃喝需要一样，具有不可或缺的营养作用，只是它的具体功效，是帮助人们的道德品质不断丰富完善，“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管子?心术上》）。经过社会群体对礼仪制度的认同遵奉，使人人都了解礼仪制度，人人懂得礼仪制度、人人尊敬礼仪制度，形成一种人人遵章办事的良好社会风气，使礼仪制度真正发挥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作用，贪污腐化自然没了空间和渠道。

　　孔子及儒家以礼仪制度推进官吏廉洁的观点，对今天日益艰巨的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各种官职人员的管理制度的残缺和执行无力，是职务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不断强化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的同时，制定严格规范的领导干部工作制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以严格的规章制度杜绝暗箱操作、行政特权等，使权势者，从内在自觉到外在限制，认真思考所得是否符合义理法则，而不是“见利忘义”，坠于贪赃枉法的罪恶深渊。

　　齐于刑——铸造廉吏为民的刑罚利剑

　　儒家学派到底是否重法？其对后来我国法律建设具有怎样的影响？这是学术界一直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孔子所主张的“必也无讼乎”说明孔子及儒家不提倡法律治国，儒家仅仅是一个道德学派，不但不像法家学派一样，推崇依法治国，甚至其所倡导的“仁政”学说直接与现代法律相冲突，儒家学说带有轻视和排斥法律的倾向。

　　我认为不尽然，以孔子为例，他曾出任过鲁国的“司寇”（见《孟子》），据《尚书》、《左传》记载，春秋时各诸侯国所设司寇一职，主要是承担驱捕盗寇和据法诛戳大臣的职能。说孔子担任司法官员而反对司法或轻视司法，这是说不通的。至于其在《论语》中所谈刑法与礼教关系的问题，并非是不要刑法，而是说不要仅仅依靠刑法，要以教化为主，把内在的教化和外在的刑法结合起来，这才是政治管理的正确选择。唯其如此，他才会进一步提出“谨权量，审法度”，主张“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不教而杀谓之虐”，认为不教化便予以诛杀，“为残酷不仁”（朱熹语）。

　　儒家的学说中，关于社会犯罪一直有一个特殊的视角，即认为社会犯罪的原因，更多的还是由社会的不公和盘剥所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所以从道义呼唤、社会舆论监督以及法律制裁多个方面，从惩治政权的腐败现象，平衡社会权势不公平来遏制犯罪，这既是一种当务之急，也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措施。否则“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采用“中”正、准确合理的刑罚，主持强势政权和弱势民众之间的公道，是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生活秩序的基本策略。

　　孔子及儒家学说主张“寓德育礼”、“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等，清楚地表明了刑罚这一特殊社会管理手段，不仅不可或缺，实在有着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功能。首先，它可以用来警示震慑犯罪。所谓“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其实际效用上说，刑罚的制定与实施，毕竟有着威慑犯罪，使贪赃枉法之人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因恐惧而产生“民免”的效果，正如朱熹所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论语集注》）。

　　其次，刑罚制裁可以维护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行。孔子当年履任司寇一职，从“诛戮大臣”的社会职责出发，对于敢于以身试法的权贵人物，坚决对其依法制裁。例如诛少正卯这样的“大夫”。尽管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有“刑不上大夫”的明文规定，但那也是相对而言，对于统治者来说，必要的时候，就是要用刑罚的手段来整肃政权。所以《左传》中孔子引用《诗经》的话，更清楚的指出：“毋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一个健康稳固的政权，决不纵容居心叵测的人，坚决遏制抢夺暴虐，唯此才能保证政权机构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固。

　　再次，刑罚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享受法律带来的正当平等利益。后人所绘《圣迹图》中，有一篇孔子断“子羔仁恕”案的故事，图下的解说文字引了孔子一段话：“孔子闻之，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虽然这未必就是当年孔子说的话，但后人以此来诠释孔子的法制观点，绝不是凭空臆断。推崇刑罚的齐一性，它符合孔子以刑罚手段让社会所有人，知道如何“措手足”的一贯思想。

　　无可否认，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儒家的仁爱思想对民族的法律建设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从儒家的法律思想中，汲取维护廉政建设的合理营养。尽管近些年在社会监督方面，有了许多的进步，廉政法律的建设和实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当前完善廉政建设机制和实际效果看，许多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分子纷纷落马，其中法律知识观念的淡薄和轻视，甚至置法律于不顾，权势凌驾于法律之上，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面对反腐倡廉的新形势，仅仅靠教育、靠制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借鉴儒家“德刑并重”思想，用刑罚来威慑、制裁贪赃枉法行为，规整思想和行为，保证社会和谐稳定，依然是今天廉政建设必须直面和深化的课题。

　　综上所述，儒家学派从孔子开始，从其特定的“仁爱”哲学观，政治观，法律观出发，对于社会政权如何保证长治久安，政权群体如何保证权威廉明，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系统的确保吏治廉政为民的思想理论体系。大的框架分为人的内在心理建构和外在的规范监督，具体程序就是情怀认知、理想培育、理性增强、道德养成、制度监督、行为规约、法律监察、惩治肃清。以“志于道”为基础，培育道理认知应然性的社会心性；以“据于德”为构成，造成良性的道德理性思维观念；以“立于礼”为途径，明确现实的具体行为和方式；以“齐于刑”为标准，有效地履正产生的歧途和偏差，形成既有内在联系，又重点突出，理论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序列结构。就其理论的科学性而言，它创构的义理精华，依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不可或缺的内涵，所以借鉴孔子及其儒家廉吏思想理论，对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全力推进廉政建设，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它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刘振佳（1955- ），男，山东龙口人，济宁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儒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中国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来自：廉政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