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律子女力铸品格

　　张鼎丞的秘书、司法部原副部长鲁坚曾回忆说，张老经常讲，共产党人从参加党组织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献给了党，几十年来，同他一起战斗的同志很多都牺牲了，他是革命征途中的幸存者，他没有任何理由向党伸手要名要利。

　　张鼎丞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从不娇宠溺爱，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谋求私利，总是要求子女好好学习、发奋工作，教育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前途，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搞特殊化。他经常说：“你们生长在高干家庭，没有任何理由比别人特殊。要是说有特殊，就是政治思想上应该要求自己更严格，在各方面都起模范带头作用。如果你们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肯定是没有出息的。只有靠自己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才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1952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张鼎丞写信给女儿张延忠，教育她要好好学习，积极上进。张延忠当时正在读小学，半个月后，给爸爸回信问他：“爸爸希望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做到！”7月6日，张鼎丞提笔复信，回答了女儿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想我对你有很大的希望！即：（一）要身体、精神健康，不发生疾病；（二）要有高深的学问和有坚强的毅力；（三）现在要做好学生和好少先队员，将来要做模范的青年团员，再做模范的共产党员。这三件大事，我想你会愿意做的。……请你写一份志愿书，就按照你的志愿书去实行吧！”

　　斗转星移，日出日落，女儿张延忠渐渐长大了，与王若飞的儿子王兴结了婚。上世纪70年代，张延忠和王兴夫妇在江西工作。张延忠的婆婆（即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被关进监狱好几年，身心受到极大戕害。李培之出狱以后，住在北京，身体非常虚弱，时常生病，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李培之在北京没有什么亲属，王兴是他唯一的儿子。可是唯一的儿子竟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工作，鞭长莫及，根本没办法照顾她。怎么办呢？1974年，张延忠和王兴反复商量，准备向组织申请调回北京工作，方便照顾母亲。张延忠觉得，孝敬父母是天理人伦，是子女最基本的义务，自己的调动申请名正言顺、合情合理。

　　已经76岁高龄的张鼎丞得悉女儿女婿申请调回北京工作的消息后，心中急得要沸腾了似的，这怎么可以呢？如果事情传开了，人们会怎么看待？肯定有一些人会以为是他这个父亲以权谋私，为子女开后门。他马上找他们谈话，对女儿女婿循循善诱，耐心劝导，希望他们不要向组织提出回北京的要求。谈话时，张鼎丞首先发问：“好儿女要志在四方。为了照顾妈妈，你们怎么连工作都不顾呢？你们的妈妈，党和组织上会照顾的。再说，现在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他们也有家庭困难，也有老人需要照顾，如果大家都要求调回北京，那么外地的工作谁去做呢？你们作为我张鼎丞的亲属，要以身作则。”

　　最后，张鼎丞语重心长地对张延忠和王兴说：“我们共产党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的心也是肉长的，这样做并不是不要家庭生活，不孝顺父母。我们牺牲一个家庭的幸福，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家庭拥有幸福！”

　　张鼎丞的子女从小就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脚上穿的鞋子是家里自制的布鞋，只有到了春节，张鼎丞才让保姆上街扯上几尺新布做新衣服，让孩子们高兴一下。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张鼎丞的小女儿张路宁上初中，学校离家只有一站路程，可是不到星期天，张鼎丞绝对不让她回家住，也不许在家吃饭。张路宁那时身体正发育，饭量很大，学校食堂提供的饭菜根本不够吃，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实在支撑不住了，几次跑回家偷偷弄点食物吃。张鼎丞铁下心肠，批评张路宁：“在国家困难的特殊时期，你应该和大家一样过艰苦生活。”并且告诫儿女们：“将来你们别想得到我一分钱的财产，你们能继承的只有我干了一辈子的革命事业！”

　　1964年，张鼎丞生病住院，在外地读书的女儿张延忠赶回北京看望他。他对女儿下驱逐令：“我的病有大夫给我治疗，你不应该耽误学业，赶快回校去吧！”张延忠考上工科大学后，在学校入党。转正时，张鼎丞给张延忠写了一封长达20多页的信，指出她的缺点，提醒她不要沾沾自喜，要她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张延忠大学毕业时，张鼎丞特地给校长、系主任写信，还找她的党小组长谈话，说明“张延忠同志思想上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严格地说，是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的”，要组织上好好帮助她。父亲的话使张延忠终生难忘。她常常提醒自己：记住爸爸的话，做一个不仅组织上入了党，而且在思想上也够格的共产党员。

　　言传身教，令行禁止，在良好的家庭熏陶下，张鼎丞的子女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自己父亲的身份来炫耀自己，从不主动亮明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而是勤奋工作，默默奉献。张鼎丞的大女儿张招娣，是张鼎丞和前妻赖月华所生。赖月华为革命牺牲后，张招娣由群众抚养长大，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到他身边。张鼎丞送她上了小学后，鼓励她到北大荒支边。后来她为照顾养母回到福建，在省机械科学研究院机关食堂当炊事员，一直干到退休。她的同事、上级、街坊邻居都不知道她是张鼎丞的女儿。张鼎丞的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远洋运输公司工作，长年累月航行在浩瀚的大海上，难得回家团聚。张鼎丞逝世前两年，已经不能走路了，在家养病，却从不让儿女们请假陪伴他。他病重时，有个儿子从外地赶回来看望他。他清醒过来后，非常生气，板起脸孔让儿子马上回去。他说：“你不是医生，有病医生会替我看，组织上会照顾我，你回去好好工作就行了！”

　　宽人严己一心为公

　　新中国成立后，张鼎丞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他很少有自己的财产，办公桌、椅子都是组织分配的，身上的衣服总是打满补丁。有一件衬衣补得实在不像样子了，警卫员偷偷找到一个老朋友，跟他商量把张鼎丞的破衬衣与他的好衬衣调换。张鼎丞发现不对劲，自己的衬衣怎么一夜间变好了？补丁也消失了？便找来工作人员查问。得悉事情原委后，张鼎丞严肃地对警卫员下命令：务必要把旧衬衣换回来。

　　张鼎丞常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上追求高标准是高尚的，生活上追求高标准是庸俗的、低级的。”从新中国成立到他逝世，张鼎丞家里没有购置过什么像样的东西，他没有穿过特别好的衣服，非常普通。唯一拿得出手的衣服是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专门在接待外宾时穿，平时舍不得穿。家里的收音机、轮椅是他自己掏钱买的。上世纪60年代，他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医生嘱咐要经常观察血压变化。按张鼎丞的情况，本来可以向公家领取一个血压计，但他却给组织上写报告，经批准从外贸部按原价自费购买了一个日本生产的血压计。按照医生的嘱咐，他必须常服西洋参等贵重药品，但他坚持按财政部的规定，全部自费购买。他办公用的桌子、椅子、沙发，几十年未换过。沙发破得露出了棉花，他嘱咐家里人补补再用。他逝世后，因为有一些老同志要前来慰问家属，家里人只好临时买新毛巾将破沙发遮盖一下。上世纪70年代末，张鼎丞瘫痪了，趁他还有语言表达能力，秘书向他夫人建议，是否买台录音机，张老有什么吩咐、叮嘱可以录起来，他要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也便于记录，保存第一手史料。但是，这样一个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家里竟然找不出买录音机的钱。最后靠几个儿女凑钱，才买了一台录音机，可是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有一年冬天，张鼎丞从福建龙岩回到北京，把亲属和工作人员召集起来，感慨地对他们说：“我们县农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8元，一年只分到食用油1斤左右。在我们国家，这样的贫困地方还有不少，想起来心痛啊！”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党和国家给自己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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